“花儿”在这里绽放

从哲学教育的角度看，显然是托事显理：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革，就是变革、革新、革命。

《大壮》卦辞曰：大壮，利贞。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首先，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基础之上，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钱穆语）。《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这种关联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触动恻隐之心，爱便延伸至此时此地的此牛身上。

[21]郑开，2018年：《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载《哲学研究》第1期。[6]李猛，2012年：《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的公私界限并不划在个体之间，也不划在家内与家外之间。由此，文本③④中的推己及人也非由己出发，以己度人，而应从原发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及人之老幼需以对待自己老幼的情感为本，故能体认到他人意欲如何待其老幼。

本体论转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在过去100年中被用于理解不同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使用最为广泛的本土概念之一。2016年，第81页）而乐正子春的讲法则认为，自我保全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不忧其亲，即认为人并非先学会自爱进而学会爱人，反而是在爱人和被爱的情感经验中学会自爱。

至此，也就可以理解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并不是批评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而是强调不可涉足他人门内之事，因为门前雪和屋上霜都是他人恩掩义的领域。（同上，第25页）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是团体格局，清晰划定群己、人我，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而且，使知识绝对化普遍化的行动最终又会将我们带入形而上学式的陷阱。[8]梁漱溟，2005年：《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因此单就文本①，便认为中国人将己作为价值中心，可能存在较大的问题。这句话似是说父子只有亲亲的关系，君臣只有尊尊的关系。2016年：《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载《社会》第6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形而上学的道路上。

（《礼记正义》，第1432页）恕就是体谅，就是将心比心，重以相似处境下的此心去体谅具体处境下的他心，而非直接将二心等同。（参见秦鹏飞，第94页） 在恩义之辨的问题上，资于事父以事君之上又有：门内之治恩掩义。

在此，承认感官经验作为知识来源，不仅取消了主客二分关系这一认识的先决条件。因此，与兼爱相比，以恻隐之心为基础的儒家之爱不是不分时机、场合和对象，可以无中生有的均等之爱。

服制上的细微差别，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君臣关系如何拟制父子关系：这种拟制并不是对某种仪式性表达的机械挪用，而是以父子的恩义关系为基础对另外一组恩义关系的重新安排。涂尔干由此确认了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论语·学而》） ②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参见迪尔凯姆，1995年，第20页）他将社会视为实在（reality），将社会事实视为一种物（thing）。正是由于无法从正面对现象形成一个形而上学式的解释，即寻找不到中国人统一的伦理行动原则，故只能采取一种变通的阐释策略，转而认为中国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费孝通，1998年，第36页），或中国人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而后来的学者未经甄别地使用这一概念，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继而将中国视作一个充满关系和人情的社会，认为以此为手段的中国人是秉持自我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行动者。

而差序格局则是私在社会结构上的表征，二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表与里。推有其应然的趋势，其应然性并不会被一时一地的收放所否定。

因此在性命论传统下，好与善的价值是存在的（故不是相对主义），但不指向一个绝对存在，只有切身体认才能使其从生命的活情境中涌现出来。三、中西思想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 在前文基础上，本节将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学术传统。

想获得关于社会的知识就必须超越个体经验，实现从描述到理解的攀升。费孝通晚年时也明确意识到本文指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他肯定了中国本土传统对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

[24]朱晓阳，2021年：《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在涂尔干有关社会的本体论（社会是什么？）和认识论（认识社会如何可能？）的论说中，一个形而上学式的社会概念浮现出来。它既可以指称天道理等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可以指称一切存在者及其关联。原因在于儒家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被激发出来的人的本质倾向。

在随后的讨论中，费孝通将中国置于儒家传统下，试图在儒家经典的论述中为差序格局寻找社会和文化根源。类似地，当中国人不忍见人伤害他人时，常常会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是爹娘生的。

而在众多情感中最先被经验到的就是生命中原发性的，在其成长、共处过程中不断被培育的孝悌之情。（参见张祥龙，2018年，第44页） 以上大致梳理了中西两个学术传统哲学基础的差异，其差异集中体现在对普遍性以及己的态度上：以存在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科学具有追求普遍性的倾向，而以性命论为基础的中国思想则认为价值应在具体的情势中讨论（参见杨立华，2015年，第3页）。

参见王铭铭，2015年，第25-38页）现在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背后仍然隐含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底色，且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传统。由于爱的根源不同，墨家之爱可以无条件外推。

因为个体并非有意义的行动单位，而己则总要放在特定的关系中理解。2018年：《原时间、亲亲与权力传承——回应朱刚和黄启祥》，载《哲学分析》第6期。在他看来，我们无法直接研究社会，而只能凭借社会事实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知识。而是在于，所有人都处在其原发性关系当中，是具有生生之内在倾向的被生者，也是必然的生生者。

2018年：《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由是观之，既然推己及人是必须之推，且有只伸不缩的倾向，那就与墨家的一放不能收一样了？费孝通指出，墨家推的是平均之爱，而儒家推的是差等之爱。

（陈来，第7页）正是由于八条目的次第不能颠倒、跳越，因此尽管在具体行动中差序格局充满变化，但差序一旦顺次推出，外圈关系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对内圈关系的超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第二，以往研究不太关注费孝通对所引用的儒家文本的解读。其次，涂尔干的社会学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